第49章

  “在那之后，我一直在怀疑自己，是不是不应该这么保守。可她才二十七岁，还有一个准备结婚的男朋友，她本人也强烈要求保留生育功能。我就在想——”

  “你在想，为了生育而送了命，值不值得。”

  白熵点头：“这个问题，我和吴老师争论过。”

  说“争论”太过轻描淡写，实际上二人是结结实实地吵了一架。

  那天在吴兆延的办公室，白熵靠着墙，头垂得很低，俨然一副沉浸在自我谴责中无法脱身的样子。

  “把头抬起来。”吴兆延说。

  白熵没有动。

  “白熵！看着我说话！”吴兆延厉声说，“你先告诉我，肿瘤科医生的目标是让病人‘活着’，还是‘更高质量地活着’？”

  “更高质量地活着。”

  “这不就结了！你有什么好纠结的呢？你一直在跟我说‘如果’，我当然知道，如果一开始全切了子宫、附件加盆腔淋巴清扫，甚至连卵巢也不保留，有可能不是现在这个结果。可你想没想过患者本人的自主权、她的完整人格、她未来生活可能性，这些，在伦理学上应该受到尊重。”

  “如果没了命，还能谈什么‘可能性’呢？老师，人生存在的意义，难道只有繁衍下一代吗？”

  吴兆延见他紧靠着墙，没骨架似的，朝身边的椅子扬了扬下巴：“你坐下来。”

  “我不想坐。”

  “不想坐你就站直了腿不要抖。”

  白熵挪过去，乖乖坐下。

  吴兆延双手撑在膝盖上，倾身向前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非医学利益，比如心理完整性和一个人所承担的社会角色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对患者而言，可能高于医学利益。这你清楚吗？”